何怀宏：知识分子必须先有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
▲何怀宏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
我认为应当是“独立”而不是别的什么，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
思想观念的孕育、产生和传播是需要相当自由独立的空间的，而思想还有一种可能冒犯权势或大众的危险。
无论是说出一种始则被权力有意掩盖，后又得到大众惰性支持而继续遮蔽的历史真相，或者追求一种自我认定的与主流有别的观念真理，都是要冒有相当大的风险的。
所以，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需要一种比其他职业更高的自我要求和力量支持。
知识分子可能是社会结合上最松散或散漫的一种群体，它的成员也最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而且在纷争起来最不容易妥协，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理念、真理，而不是利益、物品。
但是，“知识分子”又可能是一种精神联系最紧密的群体，尽管在其内部也互相竞争或排斥，它却也可以使一个人在最遥远的国度或者最预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同道并终身不渝。
知识分子不是大众，也不是严密的组织，但他们还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各样的“小众”，当然，也可以非常独立地几乎就是他自己。
尽管“观念的人们”永远会竞争和斗争，但他们最好还是能接受某些基本规则的约束来斗争。而且，所有“观念的人们”最好都能有一种稀薄的群体意识，即他们尽管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也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同一种类的人，即一种和权力精英和大众有别的人，一种“观念的人”。
他们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基本权利，尤其至少是言论的自由。甚至他们也许还应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情，即便竞争和斗争，也还是不毁损对方的人格，不因言论观点的对立而要把对方消灭，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道德人格。
这里可以再谈谈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及他们的处境。作为“观念的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处理观念的，是通过处理观念的工作来体现人的特性和影响社会的，但是，这种观念性质的工作在所有人类的工作中居于何种地位呢？它在塑造人类社会和推动社会演进中具有何种力量呢？
它一定要是具有某种创造性的，同时还具有一种传承性，但它又是“直接无力”的，一定要通过某种中介来对社会发挥作用。
而“观念的人”的基本关系或处境是来自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和处理两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
第一，和行动精英、比如和经济领域内的企业家、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家的关系、但尤其重要的是处理与政治精英的关系；
第二是和大众或民众的关系。
前者古往今来一直突出地存在，它是一种精英内部的关系，是观念精英和行动精英的关系，是一个少数和另一个少数之间的关系；后者在现代社会才真正凸显，它是一种精英外部的关系，是精英和非精英的关系，是一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又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行动精英有可能利用大众来压制观念精英。
这样，现代的“观念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基本的困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有时会处在一种政治精英和大众夹迫的处境中。当然，两者所给的压力是不同的，前者往往通过硬性的权力、后者则主要通过比较软性的舆论和市场来起作用。
还一种情况是一人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来压迫他们，这时“观念的人”大概就无处可逃了，但这种“极权主义”的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
而“观念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其本性上说是要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的对象的，是要热爱观念和智慧的、是要与真理为友的。或至少可以说，他们是要关注他们所处理的观念是通过独立自由的思考而产生的，而不为其他利益或立场而扭曲的。独立就对他们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他们需要首先争取和始终保持的东西。
▌必须纠正的谬误，知识分子并不“受人供养”
于是，在大规模社会动员之后的激烈斗争中，“被养”就曾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原罪，好像知识分子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就是吃白食的，他们得到的食物只是对他们特别的“恩赐”，如果不听话就得不到这份食物。
然而，脑力劳动应当说也是一种劳动，脑力劳动也创造财富，甚至更大的财富。物质财富并不都是由体力劳动来创造的，”劳心者“的科技发明和推广、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不仅过去是、今天更加是物质财富的很重要来源，甚至可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来源。
另外，人还有其他的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如果仅仅是物质需要，那么人也就和其他动物完全一样了。而这种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是可以通过用物质的东西与文化的产品来自由交换的。
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并不是由别人来养活的。那些通过呕心力作和自愿交换得到收入的知识分子是“自己在养活自己”，是“自食其力”而不是“受人供养”。
我们赞美一切以体力劳动来养家糊口的人们，我们也应当同样赞美一切以智力劳动来养家糊口的人们。我们也许还要特别赞美如果不能以智力劳动养家——如果这有损他们的独立性——也能以体力和手工技艺养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磨镜片的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生活艰苦，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
但无论如何，今天如果我们还继续持一种知识分子是”受人供养“的一种认识，那么，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就永远是有某种理由的，就总是有一把杀手锏可以对付他们，就可以通过摧毁他们的经济独立和道德人格来摧毁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自由。
道德要的是“底线”，而不是“高度”。相对于过去对知识分子“圣人”式的定义，强调独立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要务，即是在强调基本价值的底线。
这一问题背后，映射出的是我们文化中最缺失的东西——道德底线的缺位；普通、合理的道德规范，如何得以在中国确定。这是何怀宏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对于中国社会生死攸关的命根子问题。
因为，现代社会追求的是多元价值观，背后是一种“人人可践行”的底线伦理，而非大多数人所痴迷的道德高度。而且，真正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道德，呼唤的绝不是圣者贤人，而是正直的人、能坚守正当原则的人。
何怀宏老师被视为中国伦理道德重建问题的奠基人。四十多年来，他在社会伦理方面的学术努力是一以贯之的。他不是就道德讲道德，而是深入探寻道德伦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建立紧密联系，也只有这种结合，才能让道德具有现实意义，也才会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我们得以拥有真正的保障和自由。
在当下，寻找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一道防线，何怀宏的著作不可不读。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何怀宏作品集”：《良心论》《新纲常》《文明的两端》《道德·上帝与人》《伦理学是什么？》《世袭社会》《选举社会》和两册影响深远的译作《正义论》《沉思录》。
何怀宏老师的文字，没有丝毫说教之感，他的观点理性温和，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少作惊世骇俗之语，是难得的“润物无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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